若是重温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将漫长的时段切换成一帧帧镜头，前后比对，你就不能不惊叹其变化的跳跃性之大。书上常说物是人非，事实上呢，除了地理上的方位，地名牌上的名称依然故我，其他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得让你怀疑走错了地方。

30余年没有回来过，回到出生后一直到成家生子后不久离开的地方，我不得不一路询问路人怎么走，才找到这条已经面目全非的巷子——礼拜寺巷。

蓝底白字的巷名牌不是钉在巷口的墙上，而是挂在巷口一根歪斜的水泥电线杆上，上面密集的粗细交织的电线像是巨大的废弃的电源箱子里的情景。两边的房子没有一座还能认出是原先的建筑物，但很陈旧，凌乱，而且看上去，这条南北向的巷子的北头已经被堵死。

小学

这条巷子其实很短，单号从1号到17号就完了。让飞人博尔特跑只需15秒就跑到头了。它的中心点就是13号，原名崇穆小学文革时改名的堂子街小学。这里前身是一座清真寺，解放后除了巍然屹立在最后一进高台上的主建筑——大殿，依然作为回民的做礼拜的场所，操场旁的水房还在使用以外，其他房子都改做了办公室和教室。

从牌坊式的大门进去，一色的青石砖铺就，前一进甬道的两边都是教室，教室尽头就是石柱围栏的一片平台，很像电影里光绪被囚禁的瀛台的样式。平台下距离大殿一个阔大的石板满铺的空场，空场的另一边就是五架梁的大殿，五个分立的十几级台阶上去，一个宽大的廊道，迎面大殿的左右一字开五扇门。记得上小学六年期间，这些门一次也没有敞开过。里面黑漆麻乌，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只有大门上的格子空隙透进去的微光，可以隐约看见，里面阴森森一片，中间有一个像故宫金銮殿的那种御座前的可以移动的讲经台，金色和黑色的髹漆锃亮。偶尔可见头戴白帽，身着长袍胡须飘飘的阿訇在这架移动台上念经，阿訇姓朱。幼小的我的目光只敢偷窥，从来不敢谛视。不幸的是，一次跟同学玩闹追打，窜上台阶时，脚下一滑重重摔在台阶上，鼻梁上部被阶沿撞上，顿时血流如注，至今鼻梁凹陷一道小槽。

这片场地的左右，一边是显然后来修建的与清真寺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一溜子平房。这就是该小学的附属幼儿园，另一边三道穹窿形的门洞出去一个方形的空场，空场的一边就是空阔的的操场，操场的一边紧贴大殿的一面高墙。而另一边角落一排低矮的平房却是回民停尸用水的地方。

值得提及的就是那一排教室与大殿高墙相依的尽头有两株极其高大的柳树。一起风，上面千万条柳枝随风狂舞。因为15号的我家与操场一墙之隔，常常在暴风雨中，看不见操场，却看见大殿高墙旁的狂舞的柳树树冠，像是披头散发的战神的怒吼和寡妇的哭嚎。即使晴天的傍晚，天空中点点黑色的群鸦在那里盘旋，都是很吓人和不祥的风景。特别是常常生病发烧的我，躺在床上，侧身透过窗户玻璃，看见这样的风景，不禁胡思乱想，出现可怕的幻觉。

除此以外，小学的后门，就是停尸用水的那个所在的进出场。什么时候停用已经记不清了。但还是有从这道门进出的木板钉的或者藤条编的死人的盛具——绦簸，出殡的嚎哭声残留在记忆中。平时这道门，宽大的黑漆大门，都是紧闭着的，正对着巷子通向前街——堂子街。这条大约百米不到的巷子两边都是高房大屋的围墙，很少开门，因而一到夜晚几乎没有路人通过。从前街中段进入此巷是必经之地。你在前街巷口就要面对这扇黑漆门，一步一步接近它。胆子小的宁愿从巷子两端的巷子走入。我在报社经常做夜班，都是凌晨两三点回家，每次像过鬼门关一样快步走来，直到走完这一段，迅速拐弯，把黑漆大门甩在身后，再踏进15号大门才松下一口气。

我妈生前跟我说，你老子也是胆小。他夜里回来，经常约好时间，她专门到黑漆大门巷子口不断喊他的名字，迎着他回家。

我小学低年级级任老师是沙志萍，我奶奶的姨侄媳妇。高年级时是金炳生。沙老师在那个时代还能算得上前卫女性，戴个眼镜，齐耳短发，到我上中学时到我家来还考过我的英语，问：门、铅笔怎么念？是不是“朵儿”和“碰希尔”？发音还是蛮准的。金老师晚年很爱和我们当年的学生来往，很关心我的长篇历史小说有没有拍成电视剧，每次大老远从南湖那里转几趟车来我这里小坐，最后一次我一直送他到地铁站，看他走进车门。那时他已经90岁了。生前他特别嘱咐他的养女对他的患病住院、逝世和安葬等保密。距我一直送他上地铁不过半年时间。那时我送他步行到地铁站时，他走路还很带劲，一点异样和死亡的征兆都没有。谁料到，他登上地铁一号线车厢互道千万保重，招手那一瞬，竟是永诀！

水站

小学校门前右手前方还比较空阔，那里兀立一座水站。开始好像是茅屋，后来变成木板和城砖搭建的棚子，它的门前一排水龙头，地面像老井的井边，中间高四面低，还有一周的地沟。整条巷子人家的吃用水都是从这里来的。它的主人好像姓华，没人喊他尊姓大名，都管他叫小二子。为人极其老实，不大说话，简单问答间，操的不是南京话，有点扬州口音。四季都穿一双草鞋。挑着一担一担水走在巷子的卵石铺就的地面上。那卵石像一个个半截高庄馒头嵌进泥土，一排排码的间隔有序，从巷子头到巷子尾。小二子的那双草鞋走在上面，一滴水都不带从木桶里洒出来的。他中等身材，豹头环眼。我经常见他敞开褂子露出胸膛，胸肌很发达，卷起裤腿的小腿处鼓凸凸的。上门往水缸倒水水桶不停在地上，直接在肩膀上把水桶靠在缸沿上倒进去，一左一右，水声哗哗，都听不见铁钩和铁链子互相碰撞的响声。家里人揭开水缸见没水了，就吩咐我们，去，叫小二子，送两担水！或者出门走出去不多远，朝着水站看见小二子身影就喊几声：小二子，小二子！送水来！如何付钱呢？记得用粉笔在墙上画正字，小二子送了水，就用粉笔在墙上画一下。

直到大约六十年代吧，才兴起自来水管通往住户。但也是个别户头。多数还是靠小二子挑水。后来小二子那个棚屋多了个女人，矮个子，小鼻子小眼，眼屎巴拉的，据说有点呆傻。不知不觉也有了孩子在水站出生，那女人总是坐在棚屋前抱着孩子敞开上衣的一边喂奶。到家家都有自来水的时代，也就是无须小二子送水，正是我们插队，上一辈举家沿水路被送出南京城成为苏北农村下放户的漫长岁月了。这中间竟然过去八年，小二子后来凭啥维持生计，不但不知道，而且他的水站和家人也淡出了我的视野。

比小二子记账画正字要显得商业化的是双号6号的高台坡上的老虎灶。这家好像姓杜，用刨花和锯木屑烧水。不时移开老大的灶台上的圆圆的铁板，用铁撮簸倒进去锯木屑和刨花，冲起一阵阵哄哄响的火苗。这里打开水是用筹子。你买一堆筹子，每次拿着一两片筹子拎着空水瓶，走上那个每级台阶都很高的三五级台阶，丢下筹子，老板或者老板娘就给你充开水。冲开水还要拎水瓶，带筹子，要上台坡，人多的时候，还要看老板的脸色，我是老大不愿意的。对喊小二子挑水完全两样。虽然，从来没发生过纠纷，还是觉得小二子地道。

一个送自来水，一个充开水，这是这条巷子仅有的具有坐地经营性质的户头，这里没有杂货店，没有修理部，没有交易场所，而它的前街——堂子街，倒是应有尽有，还一度成为本城远近闻名的黑市。查阅资料，堂子街的地名来自明初，修筑城墙时，为应兵役人夫洗澡之需，有生意头脑的人们便靠着城墙修澡堂，一修修了一溜子，像现在电子一条街，饮食一条街，成了澡堂一条街。因为澡堂是用白石和白色城砖砌就，被命名为"玉石大街"。名头虽雅，却不如堂子大街好记，叫的顺嘴，后来，劣币驱逐了良币——"堂子街"名取代了玉石大街的名。而因为拥有一座当初建造宏伟又相当讲究的清真寺，依傍着它一座座民宅顺势而起，逐渐形成一条巷子，也就成就了礼拜寺巷的名号。到鼎盛时，它的后身，也就是小学的后面还有个礼拜寺后巷——现在已经毫无踪迹了。

问过很多人小二子打哪里来，后来到哪里去了，他的孩子应该也有四五十岁了吧，没有人说的上来。刚刚解放就来到这条巷子，以挑水为生，几乎度过大半辈子，比劳模还劳模，却不见获得过任何荣誉。又不见他有亲戚朋友上门，成年累月没离开过这里，他的老家没人了吗？随着挑水行当的没落，他干啥去了。一个无声无响的老实巴交的劳动者，就这么来无踪去无影，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

名人

当年造城墙因洗澡堂出名有了堂子街，后来拆城墙却大大改变了街巷的外部环境。这条巷子变化最早始于1958年稀里哗啦拆城墙。如今都知道城西干道，四到六车道，全长十三公里。但它原来就是城墙所在的地基、地坪。在水西门与汉中门这一段的一部分面临着菜地鱼塘和礼拜寺巷。这一壮举我是亲眼目睹的。我在我家的露台上就能看到。人声鼎沸，入夜，还挑灯夜战，城墙上下灯火通明。从城墙上放下竹制滑道，拆下的城砖由滑道滑下。间隔十几米就是一个滑道。整个场景象极了电影电视剧里攻城的一架架云梯作战的场面。但是，在人们的眼里，城墙和城砖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遗留物，非常低贱。随着城墙逐渐被拆平，消失，巷子附近一带到处都是零散的成堆的城砖，任居民随意搬走。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清明节，我尾随我妈以及附近几个邻居的妇女登上城墙游玩，她们手上一个个摇着沿路折下的花枝，说说笑笑，春风拂面……那形态仿佛宋代张择端笔下的画卷的局部。谁知道这样的赏心悦目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礼拜寺巷北头叫张公桥，那里就是著名的资本家企业经公私合营后的大型纺织企业——中兴源丝织厂。每到工厂上下班时，穿戴着白色帽子和前面三个兜的白色围裙的年轻女工从这条巷子来去，给这条古色古香的清幽有余的巷子留下银铃般的说笑声。南头解放前的“马家鱼行”那一片院落和菜地消失了，盖了一所中学，除了中学生，一些男女教师也在这条巷子来去。其中，最引我注目的就是作家张震麟。据闻，张老师犯错了，是为写剧本《莫愁女》，被定性为大毒草。张老师是我中学语文老师，但我这时离开他的学校三四年了。他并不认识我，我多次看见他孤零零拉长了脸打巷子走过去。我装作不认识他，但心里很羡慕、佩服这个有名气的作家。他是北方人，面皮黧黑，眉骨和颧骨棱角分明，像一个幽灵一样从我面前走过。

那时我没事就站在门口看来往的行人。另一位就是画家傅抱石的儿子傅小石，他的腿不好，倾斜着身子顺着墙边很费力地走，脸上痛苦多于舒展。他的妻子王汝瑜倒是富态阳光的样子。小学很多老师都是她的同事，特别是美术老师马大骥跟他俩都熟透了，说出他俩的一些轶事也是很可笑的。因此这两人通过巷子，我都注意打量。很少见到他夫妻俩同行。

整条巷子的同辈人中学习最好的出自14号的卢家。这家的男主人公是个戴礼帽拄着文明棍跨过大门那道高高的石头门槛，据说解放前是个议员还是别的什么高官。女主人基本不出门，坐在主屋的帘子后面，我进去在前面厢房找伙伴玩耍时，只能看见帘子后面影影绰绰的女主人。她长什么样，关于她老公也就是拄着文明棍的老爷式的人物后来的遭遇竟一无所知。他俩的儿子叫卢高模。卢高模十分了得，是全小学师生公认的历届学生最聪明的，也就是智商没人出其右的学生。但是高考一次又一次落榜，成了高考落榜户。原因极其简单明了——成分太高。他落落寡合，几乎没见他有过一个玩伴。从来未见他与任何人交谈，打招呼，跟任何人在街边玩耍。总是站在14号门口的廊檐下独自寻思什么，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这个世界与他无关。他个子很高，整个就是一个豆芽菜型的身材。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敬而远之。在我眼里，他的存在似乎极其勉强，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似的。但它却是学生的典范，我这一辈人谁也不可逾越的一个高度。我也自叹不如。他后来怎么样了呢？

直到金老师生前（逝世两年前）举行的一次师生聚餐会，我才再次见到卢高模，掐指算来，相忘于江湖超过了50年。在酒桌上无所不聊时，才知道他后来终于放弃高考，就职于某外贸公司，并学会了做生意，而且做得风生水起。他已经移民加拿大，回宁刚刚买下了南京地标住宅楼“长江一号”的套房。他说他现在生活的很自在，也不图做大，遇上了就做，做不做凭他高兴。也不缺钱，飞来飞去以及无聊的应酬也挺累人的。 他长胖了，不再是豆芽菜，但也不大腹便便。也挺健谈。他还夸我：你是咱们这条巷子出来的最有出息的人啊。你是恢复高考这个——竖了竖大拇指。据说做到总编啦。等等。我倒是没有这么自得，因为这些职务早就随着退休远去了。再说人已经到了晚年，说这些已经没啥意义了。只好一个个轮流碰杯，敬酒，以掩盖我内心的恍惚。恍惚于人间和人生的巨大变故，像变魔术一样。

告别

我妈的娘家在巷子北头的3号，婆家竟然在一条巷子的15号。这样的巧合，没有一点人为的因素，完全是误打误撞的结果。但我直到现在人到晚年才觉得这是一个巧合，隐藏其中的偶然性十分奇特。3号是个三进陈旧的老宅，屋子里的地面就是发黑的还有点湿漉漉的砖头，15号却是没有完全竣工的西式洋房，但整个建筑离地大约1米的平面全是杉木地板铺就，各个房间错落有致。3号进去黑洞洞的，15号却是窗明眼亮。后者的大门口砖砌的左右半圆的门柱，一边上面还做了已经剥落却可以辨认的宅名——三友邨。从建筑内的格局看，好像是特为三个人的居家的特征设计的。但还没得得及装修附属设施就放弃离开了。是不是国民党军政人员还是追随这个逃亡政权的富豪，向往美西建筑样式的中资人家合伙建造的，已不得而知。它的后身还用竹篱笆围着一块约月半亩左右的园地，篱笆右手就是17号同样的荒草地与一座看起来还算现代的二层楼，属于市水利科学研究所的职工公寓。那块地我家开辟了一部分种菜。直到1965年左右房产局征用这块土地盖上了五套一溜的平房，并分配我家一套，当然渐渐长大的我们很欢欣鼓舞，但并未意识到，从此，我的少年时期拥有的名副其实的“百草园”便消失无踪了。

当我拐进这条巷子，“三友邨”西式洋房已经不存在了，17号的公寓楼、清真寺模样的小学也踪迹全无。一道一人多高十米之长的酱红色的高墙上金光闪闪的大字显示了新的强势存在：秦淮区礼拜寺巷老年公寓以及下面的汉语拼音字母。它几乎占有了从13号到15号、乃至17号的一部分地面——我那美好温馨记忆中的全部地理空间。对面的那座14号的有门廊的属于卢家的黄色建筑呢？一人高的青石板垒砌的段家的后门口——那里与15号围墙下的空地——我们玩耍的那个地方呢？张震麟、傅小石夫妇走过的由无数半截高庄馒头式卵石镶嵌的清幽地面呢，女工们银铃般的笑声呢？没有了，都没有了。

这里有不是一直喷水花的喷泉和砌成几个半圆形的水池，飘着荷叶，水里有金鱼游来游去。假山和色兰、冬青和高大乔木组合的前场，因车辆的停靠显得有些拥挤，四层的主建筑楼房显然已经不很现代了，加上甬道里、房间里的特有的老年人的尿骚味和医用酒精气味，让你知道你来的是个什么所在——典型的临终老人们最后的归宿之地。

她从一边的廊道上走下来。她就是院长，徐玉梅。我知道，原来区粮食局杂粮店的营业员，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唐装鲜红的外衣，脸上略施粉黛，身后跟着套上一截服饰、脖子下挂着响铃的宠物犬；主人跟客人讲话时，会带着铃声跑来跑去。我们城南的资深女企业家标配的装束和出场时的气场，基本就是这样的。

“你的妈妈吗？我们会全力照顾她的。不是外人，都是熟人，你放心。那边是——"她用手一一指着大门一边的绿色门框的平房，“办公室，会计室，就在那边。”

“费用上——”

“我跟他们都打过招呼了，按最优惠的价格。”

“能不能——”

不断有她的助理和手下人来请示汇报，打断我们的交谈。还有跳来跳去的小狗发出的铃声使得谈话显得很不正式。我只好走向办公室、会计室去办手续，缴费，跑医务室跟医生、护士套近乎。并无可奈何地跟着一起来的弟弟妹妹，将轮椅上的我妈推进一间护理室，将老母亲从轮椅抬上床，使她平静地躺卧在据说刚刚出空的一张床上。并开始与这里的护工，一个来一个来自安徽的胖胖的老妇女打起了交道。她说她来这里很多年了……与在其他老人公寓的老年护工的自我介绍大同小异。

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没有另一个最后的时刻了。为何？因为这里就是礼拜寺巷老家的所在地，没准这个房间就是原来与15号一墙之隔的清真寺水房所在地。我妈到了这里是冥冥之中的一个最高意志——无人能抗拒的旨意的安排。

一个星期后（2019年4月15日上午时分），我妈就在这里在她弟弟、她子女、孙子都围着她病床时停止了呼吸，到达了她生命的终点。

当我料理完所有在老年公寓的善后事宜走出这条巷子，我就知道回到这里就是为与它珍重告别，履行一个隆重而庄严的仪式，不再会有下一次了。从种种迹象看来，这条巷子与早已荡平的城墙（成为城西干道）内外翻天覆地的现代化改造毫无干系，不断小敲小打，被挤兑得失去了现实存在感。它的命运就是如此，随着老一代人的全部下世，我们从人生舞台陆续谢幕，礼拜寺巷也差不多进入到最后时刻。